若臺灣人承認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，我作為一個中國人，為中國的一部分民主成就感到自豪；若臺灣人不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，至少我作為一個地球人，也為臺灣作為世界一部分的民主進程感到高興。
文／謝盛友
可親可愛的蔣經國逝世已經二十年，做為中國人，我們應該紀念他。至少我個人認為，蔣經國是中國偉大的政治家之一，沒有蔣經國，臺灣的今天肯定是另一個樣子；沒有蔣經國，兩岸的今天也不是這個樣子。蔣經國打開報禁、打開黨禁，啟動了臺灣民主建設的輪子。若臺灣人承認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，我作為一個中國人，為中國的一部分民主成就感到自豪；若臺灣人不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，至少我作為一個地球人，也為臺灣作為世界一部分的民主進程感到高興。 根據張祖詒 的紀念文章，「經國先生並非聖人，豈能無過？但他有認錯的謙卑，有改過的勇氣！......」 張祖詒引述蔣經國的話說：「權柄，很容易去用它，難的是，什麼時候不去用它。」可見蔣對權力的使用多麼慎重。張祖詒回憶說，有一天，他陪同蔣經國驅車經過臺北街頭，看到一家修改服裝的店鋪，掛著一幅市招，上有四個大字「修理權威」，蔣大為讚賞，認為應得最佳廣告獎。蔣經國先生對所謂「威權」的價值觀，不但沒有權力傲慢，而且認同「權威」是可以「修理」的。 權威既然成為權威，肯定有它的好處。在一個家庭裡，一般是父親最有權威(當然不排除母親最有權威)，小孩在年滿十八歲之前，還沒有是非的判斷能力，一般是聽取權威爸爸的意見。 在一個社會裡，權威也是有好處的，比如一個協會、一個政黨，若一個決議表決時得票相當， 那麼，該權威主席的意見就會起關鍵作用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若沒有權威，就沒有決議。沒有決議，就無法做事。不做事，就不會進步。 對於一個國家，權威當然也是有好處的。國家有權威就容易集權，集權在某些方面、某些時候有好處，比如集中火力攻關、調動全國的力量，不然衛星就不能上天、火箭就不能發射，等等等等。 然而權威也很害人。在一個家庭裡，若父親權威過份，尤其是在小孩有些事情上，父親不懂、並非權威，而一定要行使權威。第一次小孩服從，第二次就不一定，第三次小孩可能就會反抗，久而久之，小孩心理上就會逆反，等到小孩年滿十八歲的時候，權威父親把兒子交給不權威的社會，可能是一個不健康的孩子。 權威有時候也很害社會。按人類習慣，嬰兒出生後一般是仰睡、臉朝上，見光多、吸氧多、見識多。誰知上個世紀八十年代，西方國際權威鼓勵臥睡、臉朝下。這些權威專家列舉上千上萬的權威論據支持他們的權威觀點，所以，那時的平民老百姓聽從權威專家的意見，嬰兒出生後個個臉朝下。我有個朋友，他兒子就被權威坑害，臉朝下，吐奶過多，缺氧造成終生殘疾。所以，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，國際上又有很多很多的權威出來抵抗八十年代的權威。權威抵檔不了人類習慣，現在的嬰兒繼續仰睡、臉朝上。 對於一個國家，若權威過份，害人更大。我們都是在「最高指示」下生長的，深有體會「永遠正確」的權威害人之苦。至高無上的權威製造了沒完沒了的政治瘋狂，瘋狂的政治製造了愚蠢的權威。 我們做人可以修理權威嗎？當然可以。蔣經國偉大之處在於，他作為一個中國人，二十年前就提出「權威是可以修理的」。 行筆到此，想起蔣經國的同學鄧小平，他們同在莫斯科留學，但是，他們在權威 的感覺上完全不同。鄧小平有一次在接見義大利外賓時說過，你們西方的議會政治，一天到晚在國會裡扯皮，一點效率都沒有。我們做人必須擁有懷疑權威的權利，必須擁有修理權威的權利。怎樣修理權威，我沒有經驗，但我有經歷。 我居住的小鎮班貝克是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城，能獲此殊榮，當然是國際權威的評比結果。班貝克整個老城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，每年都會通過報紙、網路、電臺等媒體公佈本市內需要修復的建築物，要市民提供意見，市民有錢 出錢、沒錢出力，沒錢沒力出腦袋。媒體修理一段時間後，公佈十個得票最多的方案，然後再討論，慢慢地縮小範圍圈，直至最終定案。鄧公若生活在班貝克，肯定認為，市民扯皮、沒有效率。 兩年前班貝克修復中央大橋，因為投資超過五百萬歐元，所以必須在整個歐洲招標，由於班貝克是世界聞名文化遺產保護城，所以投標的建築師，個個是國際權威。市政府權威機構同樣採納老城的做法，通過市民來修理權威，慢慢地縮小範圍圈，直至只有三個方案時，全市公投決案。中標者每月必須向市民通過媒體報告施工情況，竣工後，市政府權威機構通過媒體向市民公佈收支細帳。 那天在德國國際藝術之家巧遇班貝克市長，我跟他說：「我這個老外沒有資格選市長，但是我做為市民可以修理權威，很過癮。兩年前借助中央大橋，修理您及其同僚好幾次。」市長笑著說：「市民個個都是修理匠又是美容師，您看，我被你們修理， 越來越容美。」 寫於 2008年1月9日 德國班貝克 | ||
